2022 年 4 月 12 日，我来到玉溪澄江，以采摘工的身份入职蓝莓基地，开始自己的农场打工生活。
去农场是十年前就有的想法，只是当时没能实现。大学毕业后，我进入阿里，做了八年产品经理。这近乎是互联网时代最好的公司，我也做了自认为最合适的岗位。我似乎应该感到知足，但还是常常困惑。我看着在北京已经有两套房的领导，还在痛苦地逼迫自己每天高强度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会想，这是否是值得我努力下去的未来。我看着同事们为了绩效和年终奖焦虑，理智上能够理解，但又不明白这些追逐究竟是为了什么。
于是我又想起更年轻时遇到的人们。大学时，我常一个人背着包在西北旅行，每到秋天会遇到一群坐火车去新疆摘棉的妇女，她们大多裹着头巾，随身带着馍馍，坐在硬座或蹲在过道里，话不多，像雕塑一样安静地看着窗外。她们的生活比我辛苦很多，物质上的回报却又少得多，这样努力生活的动力来自哪里，她们是茫然无知的、充满笃定的，还是也和我一样困惑？
为了寻找这些答案，我从阿里离职，在 30 岁重启自己的打工计划。
入职蓝莓基地蓝莓基地位于云南省澄江县西侧大概三公里的村庄里，大约有 5000 亩田地，种植本地特色的早熟蓝莓。每年的 4-6 月是成熟期，高峰期大约需要 5000 名工人同时采摘。本地工人不够，于是基地每年都从云南周边市县大量招人。
我入职的过程不算顺利。虽然我在劳保用品店里换了全身的行头，招工处的负责人还是疑惑地看着我，觉得我不像是来干农活的。我只好杜撰了一个社会学研究生的身份，说是来写论文的，又说自己是农村人吃得了苦，才被允许入职。
我在村里租的房子，每个月 300 块钱，墙上贴着好几种保健品的广告海报招工的工头通常和基地有点关系，每介绍一人会有几十块的抽成。大部分工友都是他们的家乡亲朋，年龄主要在 40-60 岁，以家庭妇女为主（男女比例大概 1:9），名字多是芳、梅、凤。还有一部分工友是在快手上看到了工头招募，通常也有点朋友关系或朋友的朋友，询问情况后报名。
相比客观信息（合同、公司资质、注册资本等），这里的人们往往更相信人。他们不会信任不认识的招聘渠道。工资发放周期、请假制度等也要靠向熟人打听。在入职签合同时，基本是看也不看的就按了手印（我扫了一眼合同上的内容，包含主动放弃工伤赔偿、公司有权调整工资支付周期等）。
农场的日出每天新入职的采摘工一般会被分到一个班里，通常是 60 人左右，配备一个监工班长，班里又会分成 3-5 个小组，每个组各配备一个监工组长，同时负责培训、验果和纪律管理。采摘的纪律包括不许吃果、不许扔果、不许工作时间玩手机和聚众聊天、不许在垄沟里抽烟和扔垃圾等。除了监工们的日常监督，基地也配备了一些流动巡查员，会骑车四处拍照抓违规，这是我们在基地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工作人员。
我加入的生产班叫 70 班，一共 62 个人，都是 4 月 12 号入职的。我们被分成三个小组，由班长和三个监工组长负责管理。
采摘工的管理其实并不容易，入职第一天，班长让大家排队，希望大家排成 6 列，结果首先需要普及一下什么是排什么是列。在分组的时候，班长希望根据队伍直接分组 —— 这是最高效的方式。但很多工友是从同一个地方结伴来的，叫嚷着要分到一起去，现场一片混乱，最后靠班长摆出强势的训斥架势才平定下来。
果品分级标准新员工有五天的培训期，每天固定工钱 150 块，通过考核以后开始计件采摘，计件每天的价格不同，由监工当天早上贴到工棚里，平均下来大概每盒蓝莓两块钱左右，采摘熟练工一天能有 200 块左右的收入。如果考核不合格则有两天的补习班资格，补习班再不通过就会被淘汰。
有些工友会不适应严厉和高效率的管理方式，刚入职一两天时，就开始有人要离职，往往都是三四个人结队要走（大多是一起来的，有一个人产生离职情绪就会带动其他几个人），每次有要走的人时，班长都会谈话挽留。
挽留方式一般软硬兼施。“你们告诉我哪里还有更好的工，有的话我跟你们一起去打（严厉语气）”“你们不要听人家说赚不到钱，听人家说摘不到，这些后面都能解决（柔和语气）”，他并没有摆出什么有力的证据，双方的交流也不是出于逻辑的分析，更多还是情感压力和气势压迫。大多数人最后都被劝回来了，真正坚持走掉的大概只有三四个。
因为淘汰走的人则要多一点，她们大多是班里年纪比较大的嬢嬢（阿姨）们，因为眼神不好或是记不住果品的分级，考核总是无法通过而被劝退。十天下来，班里还剩下 48 个人。
被漠视的规则今年春天气温低，蓝莓树遭了霜雪，成熟的果子一直很少，这让基地陷入了两难。如果计件算工钱，工人们嫌摘得太少赚不到钱都会走掉，等后面蓝莓大规模成熟后，就会人手不足。而每天付大家 150 块的固定工资，又实在成本过高。每天监工们都会说明天就要计件了，第二天来了又总是公布还得继续赚天工。
直到我培训期结束后的第七八天，农场才正式开始计件采摘。计件前一天，有工作人员拖着打药车满基地打药，工人之间也开始流传着各种传说，有人说是正常杀虫的农药，有人说是让蓝莓快速成熟的催熟激素。我去看了打药的罐子，上面什么字也没有，打药的人也忙着没法搭话，所以最终打的是什么无从得知，只是那之后的两三天里，工友们偷吃的情况明显减少了。
采摘时的装备，篮子里放置分级板用于给蓝莓按大小分类计件之后，大家的工作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采摘蓝莓时不再按照要求的手法（两指捏住蓝莓后手腕旋转，可以防止蹭掉果粉，避免尾部破皮），变成一把一把地往下抓，过分级板也不再是一颗颗过，而是一把扔上去直接分大小。
监工为了确保产量，也有意无意地放松标准，大小只用肉眼检查无需再过分级板，部分看起来不是很严重的红果（还未成熟的果子）都会检验过关。之前一天只摘三十几盒的阿姨们，大多达到了将近 100 盒的产量，每天能有近 200 元的收入。
监工在工棚里验果但质量问题很快被发现了。计件后的第六七天，我们班的果品质量被点名批评，公司派了两个技术指导员到现场指导采摘和验果的工作。指导员是两个年纪很轻的小姑娘，在她们来之前，监工就专门嘱咐，“等人家来了一定要好好配合，说什么我们就好好听着”。结果还是起了冲突。
戴阿姨六十多岁，跟丈夫耿叔一起来基地打工。那天指导员来地里视察，看她摘的红果比较多，大小也没太分好，于是成了指导员抓的典型。她们专门到戴阿姨的垄沟里，把不合格的果子一颗颗捡出来，用严厉的语气说 “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你都摘！” 说了几句之后，戴阿姨的面子实在挂不住，反驳起来，“你这个小姑娘才多大，话也不好好说，有什么问题你说嘛，你吼我干什么！” 于是双方逐渐吵了起来，耿叔看老婆被吼，也过来加入了争吵。
每天中午和下午集合时，监工会根据白天的采果问题训话其实两边的态度都可以理解。我们基地更像是从广东工厂里学来的制度，上级严厉地对待下级是常态，小姑娘的管理方式是普遍且被认可的。但耿叔夫妇过去是跑大车、个体户经历，按年龄也是家里比较高的一辈，估计很久没有被谁管理或者指责过。
这场冲突的本质其实就是两种观念的碰撞。如果说真有什么问题，大概是耿叔夫妇在一辈子未受管束之后，却要在如此年纪出来打工的不适吧，而这种不适，也许还要在未来给他们的工作生涯造成不小的困扰。
付出与回报在蓝莓基地，劳作的辛苦是最不值一提的事情。正常的工作时间是早上 7:30 到晚上 9:30，每天上班和下班时需要排队点名。中午午休一个半小时，晚饭休息一小时，吃饭由送餐车送到工棚，一般是一大份米饭和一小盒菜，大家就在田埂上席地用餐。
但计件一开始，很多人就完全放弃了午休和晚休时间，十几分钟匆匆吃完饭后就直接下地，甚至每天中午放饭都会剩下六七份（有些人直接放弃了吃午饭）。大家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早，刚开始有人 7 点就来，后面逐渐发展成了六点半、六点，天还没透亮就带着头灯下田。
早晨七点半，队伍集合点名很多人会给自己定一天的目标，大部分是至少要赚到 200 块钱。他们之前在昆明等地做零工，一天也有 100-150 左右，这里工作时间这么长，如果不赚到 200 块就是 “贴钱”（亏钱）了。
事实上，基地的工价每天都在调整，从计件之后就一直在下降。据说公司会根据前一天的产量，来判断熟果的密度和采摘难度，产量多了就会降价，大体上保证部分手快的能赚到两百多的水平。大家来得越来越早也和这个有很大关系，估计要不了多久，可能就要在田里干到半夜了。
其实纯以工友们的付出和收入的角度来看，工价的调整创造了一个并不健康的竞争系统，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努力，但是得到的总收入并没有变多。年纪大的阿姨们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感知，不过年轻的工友们倒是都有体会，一位哈尼小哥告诉我，他以前在厂里做工时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那时候我们在浙江做汽车档位的把手，一开始挺好的，干到六点一天就有二三百块，后来来了个人一天赚了一千多，老板就把价格下调了，最后我们拼命熬夜才能赚到原来的钱，当时我们都不待见那个人”“现在没办法，你也没法跟阿姨们说什么，她们就是傻，不懂这里的事情”。
大家在田埂上就餐我在村里闲逛时，打听到类似的事情不只发生在我们基地，周围其他园区也都是一样。可即便是基地也是被动的，如果不尽量压低成本，那公司在市场上也会被其他公司干掉。
工作到第 10 天左右，监工通知大家，工资并不是如工头最初承诺的 10 天一发，而是要到第 15 天时，发放前 10 天的工资，依次后推，主要原因是财务需要时间走流程。
消息一出，工地上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言。有人说去年在这里打工，最后有好多钱没有拿到，也有人说自己的老乡过来 20 多天了，也没拿到一分钱。这些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在一些工头招工的快手视频下面，就有不少说去年 “钱不好拿” 的评论。
这里的工友们之前大多都有被拖欠工资的经历，哈尼小哥跟我说，现在找工作最关心的就是 “钱好不好拿”，但他对好不好拿的判断标准也很模糊，主要是看人，“我微信里有很多老板，有些老板的钱就好拿，一结束就给了，有些老板就不好拿，拖很久，几年都不给的也有，恼火得很，我再出去打工只给好拿的老板做”。
所幸，在我们工作第 15 天，确实拿到了前面 10 天的工资，不过这时工地上又有了新的传言，“这次的工资只是为了哄你别走，后面就不一定这样发了，去年就有好多人后面被欠钱”。
被效率打乱的生活耿大叔是工友中最有范的一个，和戴阿姨是夫妻，俩人一起来基地打工。他个子很高，黑色西装外面套着一个紫色的围裙，无论晴天雨天都要戴着一副大墨镜，大家平时都喜欢戏谑地叫他老板。
他每天的话很多，人很幽默，总喜欢和大家开玩笑，见到年轻姑娘就让人家当儿媳妇，见到年龄大的阿姨们就开荤段子。有天我们一起在田埂边吃饭，耿大叔抽着烟说 “我现在这个时候，最离不开的就是这个了（指烟），像这个（指老婆），离开多久我都没关系”（工友笑，老婆白眼），然后对着我，“你们这个年纪啊，要是离开了老婆，哪怕是临时的也要找一个”（工友大笑）。
一位大姐皮肤过敏，用耿叔抽烟的烟灰抹在过敏处，说烟灰可以消毒耿大叔一共生了三个儿女。两个女儿一个嫁人了，在家做鸡肉批发的生意，还有一个在读免学费的师范定向生，去年跟大叔说想要考研，耿大叔说自己 60 岁实在供不动了，让女儿还是早点毕业去当老师。
还有一个儿子，之前是当老师的，后来不愿做辞职了，跟爸妈要钱在昆明花卉市场创业做花朵批发，结果被人骗了七八万块钱，现在在家里呆着，也帮忙照顾照顾生意，用大叔的话讲叫 “天天瞎混，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要不是为了他我怎么会来这干这个”“只是对不起我老婆了，这么大年纪了还得过来干这个”。
后来我才知道，耿大叔天天戴墨镜并不是因为耍帅，而是眼睛有问题，他之前是个大货车司机，老婆负责押车，两口子靠拉货养活了三个儿女。结果有次修车时不小心砸伤了眼睛，光医疗费就花了七万五，最后也没能治好。出院之后，因为眼睛的问题，驾照管理部门把他的 A2 驾照降到了 C1，大叔问人家那我的生计怎么办，结果对方白眼着说了句，我养你呀？
于是两口子只好把货车卖了，在农贸市场里租了个摊位，做起了卖鸡肉的生意，一开始也不错，多的时候一天能有一千多的营业额，平均下来每天也有六百多，每年能存下来十多万。
但是最近一两年又不行了，一天就能卖出一两百块，两口子只好出来打零工赚钱。
耿大叔的计划是，先在蓝莓基地做着，等疫情过去了到昆明去开出租车，“我朋友说了，租一个出租车牌照每天 300 块钱，两个人轮班跑，他说每天怎么也能跑个三四百的，我老婆在家里卖鸡肉，赚得少点也还能维持一下生活”。
相熟以后，我经常跟耿叔一起吃饭，每顿饭是一大盒米饭和一小份菜我问大叔为什么鸡肉生意现在不好做了，大叔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清楚，可能很多原因吧”。
其实我大概明白是什么原因，美团和拼多多的社区团购如今拼得如火如荼，外卖的兴起又导致年轻人根本不在家做饭，饭店都是定点采购，也不会到菜市场的小摊位来，所以只怕之后他们的鸡肉生意会越来越差。
耿大叔想的去昆明开出租的计划，也未必像他朋友说得那样容易。
滴滴、高德的入局导致网约车竞争越发激烈，疫情之下很多人丢了工作，让近两年有无数的新增司机，再加上时不时的封控管理，出租车的生意其实并不好过。可是大叔没有这些信息，他只有朋友说的还不错。
也许有一天别人问起为什么出租车干不下去了，大叔的回答也是说不清楚吧。
玉溪澄江的蓝莓农场之前我看实体店的人批评电商的时候，其实一直充满傲慢的鄙夷，觉得他们不理解时代效率的进步。可是和耿大叔成为朋友之后，我开始反思之前的自己，是不是只是因为自己生活的顺利，和恰好幸运地进入了好的行业，不自觉地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趸。而互联网带来的效率提升的收益，是不是也只让包括我在内的小部分人受益了。
时代效率提升的方向确实不可阻挡，可是那些因为时代变化而淘汰的人，其实并不是我之前想象的，都是不够努力的无能的人，他们并不是生下来就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开明的家庭和出去见世面的机会。他们在小地方生活了一辈子，以为生活可以一直这样继续下去，突然有一天这一切都以他们不能理解的方式改变了，他们也只能在自救之余发发牢骚。我想，在拥护效率进步的同时，或许也需要对所有被时代甩下去的人多一分悲悯，尊重，甚至抱歉。
来源：看客 inSight
